两条消息,令人唏嘘 一则消息是,黄光裕的山穷水尽。更早的事情不说了。2021年2月,黄光裕正式获释,回归商场。那个时候,他51岁。当时,他曾放出豪言:"力争用未来18个月的时间,使企业恢复原有的市场地位。"
什么叫原有的市场地位?十几年前,在家电零售领域中有一个说法,叫美苏争霸。美是国美,苏是苏宁。当时的家电零售业,就是这两家的天下。
于是,一场场的豪赌开始了。先是重金推出"真快乐"App,试图将其打造成集购物、短视频、直播、元宇宙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电商平台。烧钱无数后,归于寂寞。接着,切换赛道,先后尝试了无人零售、折扣超市、即时零售、 甚至 网上卖车,要打造新能源汽车的Costco。然而,这一连串的豪赌不仅没能拯救国美,反而加速了它的衰败。
从2021年到2024年,国美零售累计净亏损高达388亿元。到2024年中期,旗舰上市平台国美零售的净资产为-134.12亿元,资不抵债。2025年2月,他实控的另一家上市公司"国美通讯"因长期亏损,市值跌破底线,被交易所强制摘牌退市。这位曾经的中国首富,个人财富也几乎蒸发殆尽。
另一则消息是:2026年一开春,南京中院的一纸公告,为张近东和他的苏宁时代画上了句号。根据法院发布的债务重组执行完毕公告,苏宁易购及关联方合计2387.12亿元的全口径债务,重组方案已全部执行到位。作为债务的核心连带担保人,张近东个人名下的股权、房产、金融资产乃至收藏品,均已通过司法拍卖或协议转让处置,所得款项全额用于抵债——他几十年积攒的家底,至此清零。
在这样的时候,有人想起了巴菲特的那句名言: 一生只富一次。 但我觉得,对这两件事的反思不应停留在这个层面,因为这事儿还真不仅仅是商场或资本市场中冒险和投资理念的故事。 一个时代的红利过去了 文章一开头说的令人唏嘘,其实是感叹个人沉浮与大的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。
黄光裕和张近东的发家史,本质上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、从匮乏时代走向丰裕时代的转轨红利。黄光裕从一个捡拾破烂的潮汕穷小子,白手起家创立国美电器,其间三次问鼎中国首富。 张近东从南京一间小门面起步,将苏宁打造成"线下零售之王",自己也曾长期坐镇江苏首富的位置。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当然是不容否认的, 但更不能否认的,是这当中时代的红利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,那是一个混沌初开的年代。那个时代的特点是什么?
首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白。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,除了人们一般所说的改革开放之外,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赶上了家电的消费浪潮。在他们创业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,中国家电的消费还刚刚起步,是一个典型的卖方市场。老百姓对家电有爆发式需求,但供给渠道极其有限。当时的国美和苏宁,本质上都是在用更灵活的市场手段和经营理念,来填补这个巨大的市场空白。正如有人说的, 黄光裕发现的是服务空白,张近东发现的是渠道空白。 信息差与品牌差提供的套利空间。无论是国美还是苏宁,都是兴盛于前互联网时代,更准确说,是线下时代。那时 ,消费者获取商品信息的成本极高。国美和苏宁通过连锁经营、全国性采购,构建了强大的渠道霸权。它们成为家电厂商必须仰仗的“卖货出口”,从而获得了极强的议价权,可以压低进货价,甚至占用供应商货款来支撑自身的扩张。 这种对上下游的强大控制力,是那个线下为王时代的特有红利。
资本杠杆与野蛮生长的制度空间。冯仑将那个时代称之为野蛮生长的时代。 在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中,法律和监管往往滞后于商业实践。在那个时候,胆子就是优势,冒险就是成功的秘诀。黄光裕涉足内幕交易、行贿等,固然是个人选择,但也反映出当时商业环境中“胆子大、跑得快”的潜规则。张近东通过大规模借贷和股权质押进行激进扩张,也是在经济上行期被普遍采用的“高杠杆”打法。。
然而,到了今天,这些红利几乎已经全部消失殆尽。
时代的背景换了,商业的逻辑自然也要发生变化。前几天,我在《八面来风》专栏中,摘引了水木然先生的一个说法。他说,现在人们都在感叹挣钱越来越不容易。为什么?一个直接的因素是, 所有产品的利润率在无限接近于0。 由于互联网导致的信息透明化,同样的商品/服务/作品,只要你还有利润存在,一定会有商家卖得比你更便宜;或者一定有平台诞生,上面的东西更优惠。
这就是线上时代的特点。 企业家为什么会集体犯错误? 过去我曾经多次讨论过罗斯巴德提出的一个问题: 为什么在有的时候,企业家会集体犯错误 (《 孙立平:为什么有时企业家会集体犯错误? 》)?按道理,这是不应该的,因为企业家往往是是社会中最精明的那批人。
罗斯巴德给出的答案是:企业家并非总是在理性地优化资源配置,他们会在某些时期,因共享同一套认知模式,而被同样的乐观情绪或悲观情绪所感染,从而集体性地误判未来,导致资源在整个行业层面被大规模错配。
对于张近东和黄光裕的结局,人们当然会有不同的评说。张 近东通过个人资产全部注入重整信托,实现了苏宁系2387亿元债务的重组,其个人名下的房产、股权、金融资产等全部清零。对此,有人称之为,这是责任与担当的体面谢幕。个人虽失去了财富,但守住了商业信誉和法律底线。而 黄光裕出狱后不但套现了相当一部分资金,手头还握有一定资产,但却面临债务追索和信用受损的问题。
个人的臧否不去说了,留给人们的应该是结局后的反思与感叹。
首先应该感叹的是认知的困境。黄光裕和张近东,虽然性格迥异、路径有别,但他们共同成长于中国经济“黄金三十年”的增量时代。那个时代,在他们脑海中形成了一整套相似的成功公式: 规模就是壁垒、 杠杆就是武器。只要门店足够多、销售额足够大,就能“挟渠道以令诸侯”。这样既能倒逼上游,也能挤压下游。在那样一个时代,借钱扩张是常态,只要增长速度超过利息成本,债务就不是问题。
其后,二人的惨败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转型有关。苏宁 先是在线上硬刚京东,接着是疯狂的多元化跨界,万达百货、家乐福中国、PP体育、龙珠直播,甚至国际米兰。黄光裕也是不断切换赛道的豪赌。对此,人们当然可以指责其转型的盲目。但反问一句,如果不尝试这些转型呢?是不是又会被被讥讽为墨守成规,不思进取?
所以,这里最重要的,可能还不是是否转型的问题,而是对新时代特征的认知。在 张黄二位的败绩之处,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东西:杠杆与砸钱。苏宁的2000多亿的债务哪来的?砸钱砸出来的,加杠杆加出来的。黄光裕是如何一步步走入困境的,也是同样的套路。当然,这不是说不能加杠杆,不是说不能砸钱。问题是,他们是按照旧时代野蛮扩张的逻辑来加杠杆来砸钱的。他们固执地以为,杠杆就是优势,就是取胜之道。 结果,看起来是杠杆,实际上是绞索。 这里最关键的,是对从扩张到收缩的敏感。 罗斯巴德强调,在扩张期,会形成一系列扭曲的信号,从而对企业家行为产生误导。 张黄二位是栽在这里,其实,一批批倒下的房地产商也是栽在这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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